在科学史中，天文学史原本就以艰深难懂著称，而佛经尤其是密宗经典则更是晦涩冷僻，而钮卫星博士的《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要从佛经（主要是密宗经典）中探寻印度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所需要的知识之宽广、精深以及用力之勤，就可想而知了。在眼下学人普遍浮躁的大背景下，钮博士的工作弥足珍贵。
由于在天文学史方面实在是外行，对于钮博士作为这一领域中的国内唯一权威（江晓原教授的评价）的工作质量无法作全面的评价。只想指出下列几点：相关工作是李约瑟先生近半个世纪前就呼吁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钮博士纠正了不少长期以来流传的错误，本书所附的图表有60多种，并对大藏经中流传下来的《七曜攘灾诀》的五星历表进行了重新的修订，为了完成本书的研究，他甚至还学习了以难学著称的梵文。相信这些简单的介绍已足以显示钮博士工作的学术价值和水平了。
借此机会我倒是想就书中的一个问题多说几句。佛教徒是否可以或者应该研习天文、星占，不同宗派的佛经中有不同的说法。在佛教发展初期，佛在向小乘宣说的经典和戒律中，严格禁止僧众修习天文星占，可是在大乘佛经中却逐步放宽了尺度，而在密乘经典中甚至将天文、星占的研究当作密宗修行的重要内容，密宗高僧大德如一行等甚至成为第一流的天文学大师。这看起来好像是佛教在向现实让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毋宁说是体现了佛教不同宗派教理的差别，反映了佛教不同宗派对于科学技术的不同态度和理解。纽博士在书中对此未及充分展开，实际上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与一般宗教不同，佛教可以说是无神论的宗教，它认为人的命运不是由任何外在的神灵所主宰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的聚散离合，在高度重视因果关系的角度上，佛教对世界的理解与科学的精神是颇为一致的。小乘佛教旨在追求个人的解脱，提倡出离世俗生活，其之所以反对僧众修习世俗技艺，主要是担心僧众可能会沉溺于世俗技艺，从而影响解脱。这就是小乘经典禁止僧众修习天文星占的根本原因。另外，佛教戒律规定僧众应该以乞食为生，所以禁止僧众从事天文星占研究，也有防止少数僧人借天文星占活动牟利以“邪命自活”的目的。
而大乘佛教则强调在个人追求解脱的基础上，发愿成佛的大乘佛子应该利益众生，应该采用各种手段弘扬佛法。正因如此，大乘佛教认为佛子必须要努力修习统称为“菩萨五明”的各种学术，其中除“内明”（佛教的相关教义）外、还包括了“因明”(逻辑论辩术)、“声明”（语言、音韵学等）、“工巧明”（各种技术知识，天文星占应该入此范畴）和“医方明”（医学知识）。故而，大乘佛教对于包括天文学在内的许多世间学问的研究是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的。尤其是密宗强调“方便为究竟”，即任何手段，只要有利于众生，无论是有利于其解脱涅槃，还是仅仅有利于其世俗生活，都是与佛法相一致的，或者说都是佛法的组成部分。因此，密宗经典中包含大量珍贵的天文学资料，密宗上师身兼天文学家，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另外，大乘佛教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也是与其对“缘起性空”的深刻理解相一致的。小乘佛教还将世俗生活与涅槃对立起来，所以认为只有彻底远离世俗生活才能够得到解脱，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世间的本性即是涅槃，不需要在世俗生活之外，另找一种对立的涅槃状态。禅宗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天文观测、推步盈虚，自然也就不碍解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大乘佛教是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如果说康德的名言“头顶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表明了他对科学和人文并行不悖的双重追求的话；那么佛教将大千世界都看成是佛性的表现，则可以说成是“头顶的星空即是心中的佛性”，探索星空就是彰显佛性的手段，天文星占也是修行法门，科学与佛教之间的统一性就更加深刻和彻底了。
李约瑟先生在著名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于中国道家在科学技术上的积极作用发挥甚多。相较之下，佛教在科学技术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技术上的原因主要是佛经本身的深奥难懂，观念上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上乃至学界普遍误以为佛教消极厌世，不了解佛教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富有成果的积极关系。我想纽卫星博士的工作，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新的开端。（信息来源：《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