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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

时间:2019-10-13 09:37:07 编辑:

有学者曾指出:唐代著名文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对佛教表示关心,不以某种形式与佛教发生关系。佛教的兴盛发达在不同方面成为影响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巴蜀,这是唐代经济与文化得到突出发展的地区。隋唐大统一局面的形成,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和江南的联系与交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中原动乱,而巴蜀保持了相对安定;唐皇室两次(玄宗、僖宗)人蜀,客观上加强了这种联系。巴蜀佛教,也在这一局面下取得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巴蜀地区有其独具特点的文化传统(如道教的影响),又西邻吐蕃,与藏传佛教有密切交流,使得这一地区的佛教也具有明显特色。

唐代巴蜀佛教的成就可举几个例子。首先看当时最为发达的禅宗。慧能门下资州智诜对禅思想有独特发挥,传至保唐无住而形成保唐宗。这一系禅法与江东的牛头宗都曾兴盛一时,笼罩晚唐五代的马祖道一的洪州禅与它有着渊源关系。而净众无相弟子梓州意义神清,著《北山录》,博综三教玄旨,调合佛家各派学说,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只是因为宋以后灯史多出洪州一系禅者编纂,故这一段史料多数湮没不传。中唐时期最重要的佛学家,一身兼桃华严与荷泽禅的宗密就是巴蜀人,他生在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在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大云寺道圆门下剃染。而他曾师法过的华严四祖澄观早年曾游峨眉,“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然后回五台才开讲《华严经》的。在民间佛教信仰方面,开元、天宝以后,巴蜀成为唐代大悲观音信仰的中心之一。段成式在《寺塔记》中曾记载,当时一种密教千手千眼观音“先天菩萨”造像即由成都传至京城。据黄休复记载,建中元年(781)辛澄在蜀大圣慈寺画观音。《宣和画谱》著录他画大悲观音二帧。晚唐名僧知玄曾在彭山象耳山提倡大悲信仰;当时的画家李升亦画有“象耳山大悲真相”。密教观音在巴蜀的传播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否与西藏佛教有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唐代巴蜀,人文荟萃。如陈子昂、李白都出生在这里;这里又是众多文人宦游、践履之地。这里佛教繁盛的思想气氛给曾生活于其间的文人以影响,也章章表见于史实,以下,仅在初、盛、晚唐各举一例。

首先看“初唐四杰”,这是初唐文坛的代表人物,唐代文学大繁荣的先驱。“四杰”中王勃、杨炯、卢照邻都到过巴蜀。王、卢二人的思想与创作均受到巴蜀佛教影响。

据王勃《人蜀纪行诗序》,他于总章二年(669)五月自长安入蜀,滞留二载,先后游历了汉、剑、绵、益、彭、梓等州。他出身于太原王氏,是北朝以信佛著名的氏族。但他本人的信仰,与人蜀有直接关系。他自陈是“我辞秦、陇,耒游巴蜀,胜地归心,名都憩足”。杨炯称赞他“西南洪笔,咸出其辞,每有一文,海内惊瞻”,这其中释教碑是重要部分。今存作于巴蜀的释教碑有《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慧寺碑》、《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梓州兜率寺浮图碑》、《梓州慧义寺碑铭》、《梓州飞鸟县白鹤寺碑》、《梓州通县惠普寺碑》、《梓州郭县灵瑞寺浮图碑》、《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彭州九陇县神怀寺碑》等。另外还有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诗作。

王勃的释教骈体碑文,典丽精工,在艺术上堪称上乘之作。所记录有关巴蜀佛教兴衰史实,在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中写到净土信仰,可看出王勃对佛教的理解。而描摹寺塔风物,也流露出“澡雪神襟,清疏视听,忘机境于纷扰,置怀抱于真寂”的宗教感情。

卢照邻与巴蜀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他早年为邓王府典签,曾奉使益州,时在永徽六年(655),22岁;自龙朔三年(663),任益州新都尉,两考6年;然后又在巴蜀漫游2年。他在《寄裴舍人遗衣药直书》中说自己“晚更笃信佛法”,实际上在巴蜀时已倾向佛教。他初游益州,有《石镜寺》诗说:

钵衣千古佛,宝月两重悬,隐隐香山夜,钟声彻九天。

后来游彭州有《游昌化山精舍》诗更表示:

宝地乘峰小,香台接汉高。稍觉真途近,方知人事劳。佛思禅境,都流露在字里行间。在益州还作有《益州长史胡树礼为亡女造画赞》、《相乐夫人檀龛赞》等礼佛文字,显示了他对佛教的崇信。

值得注意的是,王勃游巴蜀,曾与卢相会。今存二人诗集中有“九日”和“三月曲水宴”的唱和诗。当时王勃已大有文名,且长卢十余岁。王勃的佛教信仰对卢应有影响。

王与卢离开巴蜀后,佛教信仰都有所发展。王勃有《四分律宗记序》一文,谓为西京太原寺索律师《四分律宗记》所作序;而据《宋高僧传》,怀素“至上元三年丙子归京,奉诏住西太原寺”,作《开四分律记》,则王文“索”系“素”之讹。这证明王勃与律宗大德怀素有密切关系。而卢照邻结交孙思邈,见所作《病梨树赋》和引日唐书·孙思邈传》;而孙与著名佛学家道宣有交往,可能卢也与之有联系。卢晚年写《五悲文》,已把佛教看作人生解脱的理想。

“四杰”本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先驱人物,王、卢等与佛教的关系对整个唐代文坛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杜甫天宝十四载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诗云:

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又大历二年作《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云: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郭沫若先生曾大抵按编年次序举出另外的十四诗例,证明他“从早年经过中年,以至暮年,信仰佛教的情趣是一贯的,而且愈老而信愈笃”,这个论断是真实可靠的。但对此如何分析、评价,尚须深入探讨。

具体到杜甫与巴蜀佛教的关系,早在章仇兼琼镇蜀(739—746)时,即请无相“开禅法,居净从寺”。到杜鸿渐于永泰二年(766)讨崔旰人蜀,又曾就白崖山请无住,顶礼问法,“鸿渐未离剑南,每日不离左右”。这正是保唐宗大发展的时期。这其间,杜甫人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严氏是习禅世家,武父严挺之是神秀门下义福的俗弟子。杜甫身经数年战乱之苦,又经历了仕途坎坷,在探刻的内心反省中,佛教的解脱意识,特别是禅宗对自我心性的探求,更易于产生共鸣。直接的表现是他写了许多游佛寺的诗。这些作品的内容已与早年如登慈恩寺塔抒写游兴、寄托感慨不同,而往往真能体察佛家精义,例如一般系于宝应元年(762)梓州作的《谒文公上方》:

……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余。长者自布金,禅龛只宴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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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浦起龙评此诗,谓“诗有似偈处,为坡公佛门文字之祖”。这种“似偈”的写作方法,是杜甫创作中的新表现;而其中对“无生”佛理的向往,则反映了他思想境界的变化。他游新津修觉寺(《游修觉寺》、《后游》)、涪州香积寺(《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梓州牛头寺(《上牛头寺》、《望牛头寺》)、兜率寺(《上兜率寺》、《望兜率寺》)、惠义寺(《陪四使君登惠义寺》)等诗作亦大体如此。如《后游》诗曰: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

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这里表现的物我一如的“无心”境界,完全是“人禅”的。又如《望牛头寺》的结句说:“休作狂歌客,回看不住心。”这是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典,相传慧能就是因闻“一客读《金刚经》”而“心明便悟”的。这就不只是表“禅趣”,而且直接是以“禅语”明“禅理”了。

更深刻的表现还在诗的意境与风格的变化上。人蜀后,杜甫写了不少抒写潇散闲逸情趣,风格高简闲淡的诗,与前此的忠愤感激之作很不同,佛教影响是促成创作风格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江亭》诗:

坦腹江亭卧,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频眉。这里“水流”一联,是历来被赞的名句。罗大经评论说:“……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直把作景物看亦可,把作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就是说,这当然是生动的写景的句子,但其中包蕴着令人玩索的理趣。

这理趣正与禅的轻安逸悦的无念无住的意识相通。如七律《卜居》、《江村》、《绝句漫兴九首》等蜀中所作的一批诗都是如此。这类诗形成为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一个特色。它们也反映了杜甫心境的一个侧面,赵孟坚有诗说:

少陵动感慨,忠义胆所宣。有时心境夷,亦复轻翩翩。纤纤白云闲,无心游日边。

风石激而奇,奔进生云烟。讵以天然态,而事斧凿鐫醉尔一觞酒,警尔心地偏……

在赵孟坚看来,这种超逸自如的心境的抒写,正是杜甫丰富内心世界的一面。包恢则指出:

李之“晏坐寂不动,茫然冥真心”,杜之“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虽未免杂于异端,其志亦高人几等矣。这直接肯定了佛家影响于杜甫创作的积极意义。

杜甫在严武宅咏竹,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之句。张锚议论说:“杜甫诗中佛,能言竹有香。欲知殊胜处,说着早清凉。”还有人称杜甫此联为咏竹绝唱,因为“竹之净易吟之,竹之香谁嗅哉!”像这种诗,不仅意兴奇美,而且理趣深长。张镃评为“诗中佛”,除了意指其高妙外,也是说明佛教心性观念对杜诗的影响。

晚唐看看李商隐。李商隐于大中五年(850)40岁作为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人蜀,到十年45岁随柳入朝,这已是他潦倒一生的暮年。李商隐早年虽然也接触过佛教,但他亲到玉阳、王屋学道,对道教更有兴趣。他在《樊南乙集序》中说:

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这里所谓“丧家失道”,指大中五年妻王氏亡殁,其后即人蜀。所以他“克意事佛”正是在蜀中。他曾称自己的幕僚生活是“虽从幕府,常在道场”。他曾在慧义寺经藏院自出俸财,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花经》,嘱柳为记。顺便指出,柳也是“备如来之行愿”的佛教徒。

东川节度镇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李商隐在这里作《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这里供养了净众无相、保唐无住和洪州宗马祖道一及其弟子西堂智藏四人。王勃、杨炯游慧义寺,均有碑记,当然无关于禅宗。杜甫游慧义寺,从时代看,这里应已是禅宗传法基地。其时梓州有僧圆觉,即师成都金法师(无相)。而李商隐作“四证微筌”的四人碑记,显然这里与四位著名禅师有关。特别是文中指出道一“遄违百濮,直出三巴,拂衡岳以徜徉,指曹溪而怅望”,暗示了他与四川禅宗的关系。梓州妻县南八十里有马祖寺,或为马祖曾住锡之地。因此,马祖或也曾住慧义寺。这些都是禅宗史值得注意的情况。李文不止提供了关于禅宗史的珍贵史料,而且表明了他本人与禅宗的关系。晚唐时不少禅师入巴蜀,礼峨眉。大中八年,沩山灵祐圆寂,“卢简求为碑,李商隐题额”。这是李与禅宗关系的又一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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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蜀,李商隐又曾与名僧知玄国师交往。玄,眉州洪雅人,入京为唐文宗所重,图画禁中,赐国师号。大中八年上章乞归故里,李与之结交即在些时。《宋高僧传》说:

……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时居永崇里,玄居兴喜寺。义山苦眼疾,虑婴昏瞽,遥望禅宫,冥祷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读经疾愈。迨乎义山卧病,语僧录僧彻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诀引……凤翔府写玄真,李义山执拂侍立焉。

这里的书偈事应在自蜀回京以后。张尔田断定《宋传》玄传出僧彻所述,李与他的关系“事皆征信,不必怀疑。”

据统计,以信佛著名的白居易所作佛教诗占全部诗作8%,杜牧为2%,而李商隐为5%所以李商隐作品中的佛教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他的幽渺的情思的佛教成分,人们往往不注意。钱谦益引石林道源的话说道:

诗至于义山,慧极而流,思深而荡,流旋荡复,尘落影谢,则情澜障而欲心尽矣。春蚕到死,蜡烛灰干,香销梦断,霜降水涸,斯亦箧蚊树猴之善喻也。这种见解是值得参考的。(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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