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不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财富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们的人生态度。 在学佛以前，听说香港片《霍元甲》中演霍元甲的那个人出家了，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粗茶淡饭足矣！”我听了很感动，且回味体验了许多年。后来开始学佛，也是用这句话来构筑自己的价值观。我坚持吃长素，喝很便宜的茶，穿着也尽量简朴。细细体会粗茶淡饭的人生，很有一番滋味。 外国有位学者通过计算发现：人类只需现有物质财富的几十分之一，就完全可以幸福地生活。我觉得，这其实是人类学的大问题。我们整天说自己穷，并为这种贫穷的感觉而痛苦，到底是为什么？西方理论界提出了“异化”的概念，认为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异化”。也就是说，现在的许多消费都是异化的，所谓的物质消费其实是心理消费，而所谓必需性消费其实是奢侈性消费。 我们常常笑话孩子玩许多没有意义的玩具，其实成年人又何尝不是沉溺于种种玩具中呢？反思中国二十年来流行的消费时尚，从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到VCD、DVD乃至家庭影院，每一样都曾经让我们趋之若鹜又弃如敝履。我们拼命追求的这些，难道是我们的真正需要吗？如果是，为什么它们会那么快地失去作用，那么快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现在很少有人再听收音机、录音机了，甚至VCD、DVD也不再让人感到兴奋。现在人们梦想的是家庭轿车，好象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交通不便。 这就是成年人玩过就扔的大玩具。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消费的异化”，这种“异化”消耗了多少资源？浪费了多少财富？消耗了人生多少宝贵的时间？现在流行一个绝妙的词：“发烧”，实在是一针见血－－因为没有理智和智慧而处于病态之中。 从个人角度来说，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我们不妨看看今天的社会现状：震耳欲聋的现代音乐，已使现代人感到麻木而迟钝；目不暇接的山珍海味，已使现代人感到无所适从；而高度的物质消费，更使许多现代人变得精神空虚，只知一味地追求刺激。这是一个老子所说的“人心发狂”的时代，一个可怕的时代。 人的各种感知、享受，实际是由主体（人自己）和客体（被感知的客观事物）共同决定的。如同改进收音机的接收效果，或者加大外部信号的发射强度，或者提高内在的接收灵敏度。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我们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为什么不改造自己的心灵世界，提高我们的“接收灵敏度”呢？美好的事物都在我们身边，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受不到呢？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总是苦苦地“外求”，而不考虑“内修”呢？ 从社会角度来说，“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短短二百多年，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利用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可人类“解放”了吗？“自由”了吗？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产业革命迅速打破了国家间的力量平衡，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势能”，又演变为“动能”——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连连发生的“2.5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革命的、进步的人类文化吗？事实上，它只是使人类变得更加疯狂，使人类更加信奉“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 曾几何时，“竞争意识”已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不能否认竞争带来的活力，但盲目强调竞争，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因为过度竞争必将激化人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必将造成资源的快速枯竭，造成环境的急剧恶化。竞争的哲学来自于“动物法则”，即“丛林法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片面的哲学思想，其结果只能加速人类的毁灭。实际上，“生物达尔文主义”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十分荒谬，它只是建立在自我利益上的短期行为。在生物界，竞争现象确实存在，但共生现象也同样存在，而一些人却把竞争无条件地抽象成为自然界的“绝对真理”，只字不提共生现象的存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粉饰掠夺和屠杀，为强权寻找美丽合法的外衣。 无休止的竞争，更使现代人的生活变得高度紧张。即使在和平时期，有多少人能好好地品味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心灵被这样或那样的烦恼所占据。当我们发明了机器，并用机器来组织、构造现代社会时，自己也变成了这个机器系统中的一个小小齿轮，只能迫不得已地随之运转，“自由”何在呢？这里是“信息爆炸”，那里是“金融危机”，我们何时能真正静下心来？何时能体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祥和心境？ 万物都是相互制约的。如果一个单元不受限制地生长并扩张，那是癌细胞的特征。当癌细胞把肌体破坏之后，自身也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所以说，人类要幸福平安地生活下去，就必须知足而有所节制，必须考虑整体的和谐与平衡。 对于财富，我们应该从古代哲人的思索中去寻找答案，那里有着关于和谐、中庸和天人合一的法则。我们也应该从佛教的智慧中寻找答案，早在两千年前，佛陀就为我们讲述了如法求财的种种方便，更为我们讲述了因果之理、缘起之法和中道的人生哲学。
